Friday, April 28, 1989

雄軍盡墨話當年——憶容國團

最近世界乒乓球賽在西德舉行,中國大陸的男子選手全軍盡墨!三十年前,在同一地方,我的好友容國團在世界男子單打的決賽中,左推右掃,把匈牙利名將西多殺得片甲不留。中國作為乒乓王國是從那天起的,到今天為止,整整三十年。沒有哪一項體育活動能這樣持久地一面倒的。

多年來,很多朋友要求我寫一篇追憶容國團的文章;但每次拿起筆來,內心實在不好過,寫不上二百字就停下來了。今次中國男子隊落敗,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。容國團在一九六五年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,薪盡火傳,到今天還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壇。我想,阿團若死而有知,也會感到驕傲吧。一個身體瘦弱的體育天才,其影響力竟然歷久不衰,而女子隊的成就只不過是其中一方面而已。

一九五七年,春夏之交,容國團和我決定分道揚鑣。他打算去中國大陸,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。他決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。該年初,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,跟著在四月二十三日,在九龍的伊利莎伯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。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。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,百戰百勝,於是紅極一時,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。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,備受外界歧視,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,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。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,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,他顯得有點尷尬。我打開話題,對他說:「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,應該有資格向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。」他回答說:「今晚我勝來幸運。不要忘記,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,荻村發球出界。」我說:「打五局三勝,你的體力可能不及,但三局兩勝,我認為你贏面居多。」

到了五月間,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,容國團竟然成了遺才,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。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,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?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:他要進入大陸才有機會闖天下。北行就這樣決定了。想不到,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、支持,到後來反而害了他。

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。船行的前一天,阿團清早給我電話,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。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,我到過很多次了。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單位,其中一個小房間作為圖書室之用(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);另一小房間,放一張康樂球桌(他是此中高手),也放著一盤象棋(我有時在那裡閉目讓單馬,倣傚著馬克思筆下的「資本家」那樣去剝削一下那工會的會員)。餘下來的一個較大的房閒,放著一張乒乓球桌。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。

日間無聊(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),沒有對手,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習發球。可以說,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,變化莫測,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。也是在這斗室之中,容國團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:發球、接發球、左推、右掃。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,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。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,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!

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,會所內只有我們兩個人(日間那裡一向少人到的)。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,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。在那時,遠渡重洋,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,更何況大家天南地北,要通訊也不容易了。做了七年朋友,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,談天說地,大家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干雲,對什麼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。可是,在那天下午,我們都出奇地沉默,似乎只要見見面就行,毋須多談什麼似的。

「行裝都整理好了吧?」他輕聲地說。「差不多了。」「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?」「攝影機是帶去的,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。」他看著我,想著些什麼,說:「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麼行業的大師,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!」我想,是說笑吧。在香港不得志而遠走他方,前路茫茫,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,還談什麼大師了?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,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。我於是回答說:「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,但你是個音樂天才,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,大家以後努力吧。」

最後,他說:「我沒有錢,不能送給你些什麼,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麼樣?」我喜出望外。為了要珍存那球拍,我把它留在香港;想不到,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,那球拍就給朋友「搶」走了。他又說:「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,今天要你到這裡來,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。」我當時心想,到北美洲還打什麼乒乓球呢?但見他盛意如斯,我怎能推卻?

那是一招反手發球,同一動作,可以有上、下兩種不同的旋轉。以今天的眼光看,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,但三十多年前,那確是創新。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,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「怪」色,輸得糊里糊塗,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。

離港後,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。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;但一般人都知道,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,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。於是,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絕了。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,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裡看電影,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,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西多的最後一分,我霍然而起,電影不看了,步行回家後整晚也睡不著。

十年後,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,駕車到溫哥華一行,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,就很自然地向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。他回答說:「他在去年(六八年)死了,是自殺的。」晴天霹靂,我淚下如雨。

我一向知道容國團熱愛國家。但當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時,一位共識的朋友對我說,他變得很崇拜毛主席,對共產黨有萬分熱情,當時我就有點替他擔心。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,在鄒讜那裡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,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紅衛兵像費沙那樣,將資本的概念一般化。我於是想,乒乓的球技也是資本,不知容國團怎樣了?一九六八年,我為此在《政治經濟學報》上發表了《費沙與紅衛兵》(《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》),指出紅衛兵的資本概念是正確的,但假若他們真的要消滅資產階級,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倖免。在該文的結論中,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徹底地消滅所有資產階級,中國大陸只能有一個人生存,所以文革不可能無盡期地革下去。

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,外軟內剛,決不會輕易地自殺。他的死,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。後來我才知道,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名將——姜永寧、傅其芳、容國團——都自殺了,而阿團是最後一個。他熱愛生命是對的吧!內剛之如容國團,也經不起文革的一擊。

文革之後,容國團之被平反也令我反感。死者死矣,平反就算是有了交代嗎?受害者不可能知道的道歉,說笑罷了!北京當局唯一可以做到而又應該做的一點補償,是盡其所能去維護容國團的下一代。這就要廢除等級特權,尊重人權,推行法治,給活著的年青人大開機會之門。

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。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,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五十週年紀念會,隆重其事。不知道他們從哪裡獲悉我是阿團少年時的好友,邀請我參加。我當時在美國,電話中知道這個邀請,就立刻飛回香港,睡也沒睡好就趕到珠海去。進了當地的一家賓館後,不知與誰聯絡,正彷徨無計時,突然在會客廳內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子。我若有所悟,走上前去,說:「你是容國團的女兒!」她對我嫣然一笑,使我感到一陣溫馨。

我跟著見到她的母親,大家不停地細說阿團的往事,一說就是幾個小時了。後來我們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,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去世的,我衝口而出:「寫得不好!」她們母女倆看我,我不再說什麼。我想,假如由我執筆,我是會這樣寫的:

「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,生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。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,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,也就是中國在任何體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。他對乒乓球技全面革新,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。在此後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壇上,中國戰績彪炳,所向披靡。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,容國團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,自殺身亡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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